五 (第1/2页)

进入和平时期，张普景和梁必达的关系时好时坏。在战争年代，梁必达居功自傲是有目共睹的，而张普景寸土不让也是有目共睹的。
　　
　　梁必达讥讽张普景是“张克思”，意思是他一贯以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居。张普景除了在非正式场合喊他梁大牙，还经常讥讽他是“梁大拿”。
　　
　　张普景给梁必达起这个绰号的弦外之音是，梁必达的大牙虽然不存在了，但手却伸得更长了，全心全意地抓权。军事和行政那一套他事无巨细都要管，当然，这不是坏事。机关上党课，本来应该由政治委员主讲，但是梁必达每次都要作“补充”，他补充的时间比张普景用的正课时间还长，居然还文绉绉地给官兵们讲孙子兵法里的思想政治工作，讲戚继光对于训和练的不同理论，好像一当上师长，他的文化就自然而然跟着上了一大截，当了党委书记，思想政治工作就无师自通了。
　　
　　当然，这些还不构成主要矛盾，而且在工作上两个人不扯皮，也不搞明争暗斗那一套，有意见当面争论，在党委会上吵。但有一点最让张普景不能容忍的是，按照约定俗成的惯例，部队里的党委书记多是政治委员担任，但梁必达却死不松手，军政一把抓。日常工作也很霸道，一言堂现象十分严重。这就需要张普景进行始终不懈地斗争了。
　　
　　建国之后，张普景同梁必达之间最严重的一次交锋是在五十年代中期，也就是从朝鲜战场归建之后不久。当时，窦玉泉已经回到军队工作了，在师里当副师长。
　　
　　事情的起因是，一团有个班长，为了表现进步、达到提干的目的，夜间潜进炊事班的伙房，把引煤的木柴燃着了，待火烧到一定程度，一边报警，一边奋不顾身地救火。
　　
　　当时，梁必达和陈墨涵正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，梁必达还担任学员班长，身先士卒，吃洋面包喝牛奶，学夹公文包和穿皮鞋，把胳肢窝和脚都磨烂了。
　　
　　在家主持工作的是政委张普景和代理师长窦玉泉。
　　
　　“熊熊烈焰终于被扑灭了，我们可亲可爱的某某某同志却全身四处负伤。他苏醒过来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：大火熄灭了吗？不要管我，保卫国家的财产要紧。”——典型事迹材料从团里报到师里，然后又报到军里乃至军区，军区报纸的头版头条就是这么宣传的。
　　
　　远在千里之外的梁必达看见了这张报纸，很是激动，拿着报纸到各位同学的房间转悠，很神气地跟人家说：“知道某某某某某部队是谁的部队吗？就是本班座的。”
　　
　　倒是陈墨涵，看了报纸之后，蹙着眉头想了半天，不冷不热地说：“为什么不报道事故原因？这说明防事故还有死角，应该给家里打个电话，别光顾吹了，这种事情吹多了，典型和失火的次数恐怕都要增加。”
　　
　　这几年，梁、陈二人在工作上龃龉不多，面子上过得去，但工作之外就没多少来往，总像是隔了一层东西。来这里学习之后，节假日里，陈墨涵宁肯跟那些被梁必达称之为“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”、出身于国民党军的教员们在一起交流战例，也坚决拒绝同梁必达一道逛街。
　　
　　陈墨涵当时的身分是分管行政的副师长，他对“典型”不感兴趣，他首先关注的还是抓事故苗头，要“扼杀于萌芽状态”。
　　
　　但是梁必达当时多少有点昏昏然，加上离开部队有段时间了，洋面包和牛奶也渐渐适应了，锃亮的皮鞋虽然有点硌脚，但是走在南京城里的路面上，还是比穿布鞋和草鞋要体面得多。梁必达那时候很在乎体面，自己麾下出了个典型，当然也能为他的体面再增加几分体面，所以就没把陈墨涵的话当回事。
　　
　　没过多久，政委张普景把电话打过来了，梁必达起先还以为他是报喜的，张普景却恨恨地说：“假的，假典型。我当时就觉得有疑点，可是军里和军区两级工作组硬着头皮升华，搞出了这么个假典型。现在我们调查清楚了，火是他自己放的，证据确凿。”
　　
　　梁必达大吃一惊，怔了半晌才说：“那怎么办啊，这不是天大的丑闻吗？保卫科那群混蛋都是干什么吃的？”
　　
　　张普景说：“现在是骑虎难下了，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要商量商量怎么办。”
　　
　　梁必达问：“老窦是什么意思？”
　　
　　张普景说：“老窦这个人你还不了解吗？荣誉面前有点患得患失的，含糊。”
　　
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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